在汉字没有产生之前，文艺已出现在古代社会。文艺起初并不是独立的，而是属于文化的范畴，与其它今天所谓的学科混融在一起，甚至受原始思维的控制，成为原始人类生存、发展，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工具、生产力。中国古籍中记载的《蜡辞》就很能说明问题："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昆虫勿作，草木归其泽！”这首歌谣纯粹以祈使的语气，命令土、水、昆虫、草木各居其所，各遵其性，不得任意妄为。联系古人腊祭，我们知道，这首歌谣的目的，就是祈祷保证来年风调雨顺，农业生产顺畅无碍。在这个意义上这首带着咒语性质的歌谣，不但包含着古代中国人素朴的自然观和唯物思想，而且将"语言"当作力量，借助它实现自己的愿望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也是这个原因古代社会的咒词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。
另外一首古谣《弹歌》，虽无祈祷，祈使的价值，却从另一个方面，展示了歌谣的魅力。"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肉。"非常精练的词语(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。古代语言、词汇并不多。)通过断、续、飞、逐四个动词的排列，把古人制作弓箭，围场打猎记录的一览无余。这就说明，歌谣不但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，也有着多种多样的功能与价值。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，不同社会的阶段，它的功能主次也发生一定变化。
我国圣贤很早就对歌谣价值，功能有着清楚、科学认知。孔子厘定《诗经》就是明证。孔子作为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其言行不但成就了七十二弟子，也开创性的确定了文学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。他认为歌谣，不仅仅是诸候各邦交流往来的外交应答，也是统治者了解民情，正确决策的信息资料；歌谣不但是个人抒情言志的载体、媒介，也是认识自然，认识社会的工具；歌谣不但能够渲泄内心的郁闷，也能凝聚人心，促进群体的团结合作，更是个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石。当然孔子很清楚地认知到歌谣和礼、乐各自的特殊性与它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他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即立身立学先从《诗经》开始，所有人的行为都必须遵从社会制度和仪礼。而真正实现，完成内在和外在需求的是音乐，也就是在音乐中实现个体内在需求一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。
《论语.阳货》中记载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这段话集中呈现了孔子对文艺社会作用的看法，成为后世儒家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南，也是文以载道、文以言道、文以明道的滥殇。
《诗》指《诗经》，也就是后世的“文学”。
“兴”，何晏《集解》引孔安国曰：“兴，引譬连类。”朱熹《集注》：“感发志意。”孔安国解释的意思立足于创作主体，倾向于创作方式。“兴”“起”的意思，指事情发生的开端，或者说是一篇文章的开头。好的开头像“爆竹”响彻，似“凤头”呈祥。这样的话就要求写作者以不一样的、易于为大众接受的方式开篇，因而，比喻是 选择，尤其是歌谣（诗歌）。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”等。朱熹的解释，可从两个方面理解：一是创作者内心有所感触，因而借助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；一方面可以指接受者阅读作品后，产生共鸣，宣泄了自己的情感，即“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心中之垒块”。
“观”，郑玄注为“观风俗之盛衰”，朱熹注为“考见得失”。意思是阅读《诗经》可以观察到社会风俗发生发展的变化，从而考察到*治统治、社会管理的得失，为以后的*策制定等提供理由、依据。
“群”，孔安国注为“群居相切磋”，朱熹注为“和而不流。”这就意味着文学可以将大家聚居在一起，共同讨论、交流，产生共鸣，起到凝聚人心，团结一致的作用。
“怨”，孔安国注为“怨刺上*”，朱熹注为“怨而不怒”。按字面理解，指对社会统治表示不满，发泄内心的不平。但不能过度，即言词不能激烈，表达要婉转，有礼有节。
通过以上诸位硕儒对“兴观群怨”的注疏，我们可以认知，在孔子眼中文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虽然仅仅局限于文艺的教化功能，具有鲜明的功利性，但也暴露出文艺的功能不止一项，而是多维多元的。文本形态的多样性、作品内容的丰富性、接受群体与知识修养的差异性等决定了创作与接收的复杂性。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”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”，千变万化，各取所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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